剑拔弩张的G20首尔峰会已经结束，留下了一份看似包容全部但又模棱两可的公议公报，这一切都清晰了说明全球三极化的格局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后的一时团结而得以变化，各自不同的核心诉求分歧依然。

除了峰会公报中提及的包括汇率、贸易、IMF、热钱、银行监管等多个焦点议题之外，也存有一些亮点，比如帮助贫困家庭和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促进结构性改革以创造就业、加强对影子银行和大商商品衍生品市场的监管、设立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突然转向的操作工具以及致力于提高需求而非抑制供给等等。

要认识这次首尔峰会的会议成果，就必须要正确理解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与前几次峰会的背景差异。众所周知，金融危机爆发后，其负面影响通过全球化的贸易与金融渠道迅速扩散到各个国家，这样就将各个国家的利益捆绑到了一起。在面对内需外需急剧下滑、企业经营困难、就业不振等同样的难题时，无论是传统的美国核心、欧洲核心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需要通过一种对话机制来协同各自的救市行动，于是就有了G20峰会这个机制。其实，并不是G20峰会挽救了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而是因为各个国家借助这个平台表达了一致性的救市意愿。可以说，当时体现得更多的是大家担心“一损会俱损”。

但是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各国在全球分工及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差异，导致中国和德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经济恢复较快，而美国由于内需增长较慢使得在面临进口增长的冲击下，国内工业产出延缓并且失业率居高不下。一边热一边冷，一边担心通胀一边担心通缩，这就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真实写照。面对这样的问题，美国不考虑全球通胀预期的强烈预期，为了促进其就业和增加出口竞争力，还是单方面的增加货币供应。但是问题在于：1、美元的流动性并不是美国国内的流动性，全球贸易中65%以上是用美元在结算，因此很明显这种措施会给全球其它正在面临输入性通胀难题的国家带来非常大的压力；2、美国内需不足很难用单一的增加货币供应就能解决，其通缩的根源在于社会储蓄不足导致的信贷机制失效，货币增加再多也难以有效的发行、流通出去，这也是美联储多次提及的信贷瓶颈。，因此这次峰会上，体现更多的是核心利益受损使得大家开始顾虑是否会“一荣难俱荣”。

针对两大交锋中的贸易问题，会议公报中提及：“将强化多边合作来提升外部可持续能力，采取方方面面的政策来降低过度失衡以及将经常账户失衡维持在可持续的水平。”可以认为这是对贸易单边化的最主要表述。所以贸易单边化是指由于贸易流向相对固定，净进口方与净出口方角色相对固定，这是由资源禀赋和贸易分工所确定的，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预计很难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是实物与货币出现完全相反的流向，经常项目出口国家希望通过不断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出口国家则希望通过不断贬值来摊平支付成本。只要这种国际分工的角色没有变化，汇率战争及贸易保护主义一定就不会消失。

关于汇率问题，会议公报表述较为中性：“以迈向更为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令汇率变动能够反映内在的经济基本面，同时要避免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众所周知，决定汇率的因素有经济增长差异、国际收支、利率差异、通胀差异、外汇储备等等，可以将这些都归结于经济基本面，公报在这一点上表述比较客观，但其实无解。只要有不同币种的货币流动存在，就必然要面对汇率的波动，这如同价格始终围绕着价值波动一样，价格可以在货币的推动下偏离价值，那汇率也可以在人为的干预下脱离经济基本面。解决汇率问题的核心在于解决贸易的不均衡，而贸易不均衡的问题在于国际分工的差异，因此从本质上说，生产与消费的分离、货物供应与货币供应的分离在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下一时难以解决，或者说只要经济差异化存在，汇率问题就将长期存在，只是有时候表现得激烈、有时候表现得相对隐晦一些。

经过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近一年的去库存化进程，从去年四季度至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在阶段性库存补充需求的带动下出现了快速增长，企业生产、下游需求同步增加。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1、由于经济增长的实际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进，因而随着阶段性库存周期的结束，经济重陷衰退的情况又再次显现，这提醒我们目前全球经济仍在被库存周期所绑架；2、本轮经济增长带动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飞涨，生产成本迅速提升，一方面加剧了全球资源进口型国家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也延缓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进程。在这种背景下，本次峰会提出了要“进一步改进对于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的监督和监管，提高市场的效率和完整性，加强消费者保护”等内容。在这方面，我国近期提出的货币政策逆经济周期调控是一个很好的创新，这对融入全球经济后越来越难以有效调控的我国经济发展周期而言应该会提高其时效性和针对性，同时也暗示未来我国在调控政策方面将会加强自主性，不再一味的跟着某些经济大国的指挥棒转。

另外，本次峰会对防范国际热钱的无序流动也予以了关注，提出“运用工具来强化全球金融安全网，向各国提供克服国际资本流动突然转向的操作工具以帮助它们更好地应对金融波动。”热钱流动方向代表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热点的追逐，稳定的、有序的热钱流动对构建全球经济增长极是有帮助的，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投机资本放大各种导火索因素，加速了其在全球市场间来回转移的速度，使得每一次资本的进出对目的国而言都是一场战争。因此通过构建金融安全网让热钱不光难出而且还难进也就是当前唯一的有效对策，这点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相信会得到积极响应，并最终一定会对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或者逐步开放国家的金融稳定提供有效的帮助。预计这是本次峰会成果中很可能最早实现的共识点之一。

综看紧张气氛下的本次会议，我认为有共识有分歧。共识在于大家都意识到对话、交流、沟通、协作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根本途径，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问题，由于立场不同，出于保护自身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的考虑，总是存在着巨大分歧。后经济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经济迅速发展方希望发达国家要放开市场以吸纳其不断扩展的生产能力，而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经济通缩方则希望新兴国家要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改革汇率机制来实现贸易相对均衡。这种争吵还会继续下去，但正因为各自有诉求，社会经济才会进步。金融危机后的高度共识以及后危机后的巨大分歧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全球经济仍在面临发展失衡、主导权相对集中、各国利益诉求分化的诸多问题，我国要想提高话语权，逐步实施汇率利率市场化、优化提高经济结构、促进转移经济增长因素才是根本之举。只有修炼好了内功，才会减少对其它国家的依赖，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才会有长远的保障。

(全文刊于 2010年11月15日《期货日报》第3版)